作为话语基础性要素的概念，由于带有高度凝练性、抽象性等特点，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锚，也是文化交流的元话语，构成了当下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从本质来看，国际传播的过程就是产生自不同地理空间之概念的交流与竞争的过程。中国学界的百年历程，经历了吸纳西方概念、依赖西方概念的过程，但今日逐渐“文化觉醒”，并且重视自身的概念供给。在“概念地理”的视野看来，经历知识再造的中国概念如何出海，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核心话语，助力于当下的国际传播实践，将是本文关注的议题所在。
中国话语在全球表达中面临的传播困境，折射的不单单是传播机制不畅、效能不足的问题，更多是相关本土知识概念缺失导致的“无词可用”。过去一个时期的政治表达或辩论或多或少在不自觉中遵循着西方概念的底层逻辑，因此陷入西方价值观的词汇窠臼，形成观念上的迷思。话语体系的建立离不开核心概念的供给和支持。“概念是建构话语体系的基础性要素，概念背后蕴含的是一套完整的学科运行逻辑。”人们借助概念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中国近代经过一系列“西学东渐”的过程，国人的概念表达习惯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既有的中国话语体系被融入了不少西方概念，甚至产生了对西方话语、西方概念的依赖。
习说：“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需要中国学人产生学术自觉，从对西方话语的迷信和迷恋中回归，重新回归我们的文化母体，重构出具有解释力、引领性的人文社科学术概念。中国式的人文社科学术概念经过悠久历史砥砺和社会实践提炼，逐渐发展为被世界所接纳、形成引领力的中国话语。中国进行国际传播的过程，不单单是“中国故事”的讲述，更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下学术概念出海、旅行的过程。在国际传播的探索实践中，作为传播核心内容的中国自主学术概念具有不言而喻的地位。本文的学术努力，就是聚焦中国自主知识学术概念的觉醒、生产和传播过程，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找到话语的突破口。
就本质而言，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根本属性的思维形式，可理解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锚。词语再现事物，并逐渐形成与之相关的现代术语。概念作为一种“文字符号”，代表着它所产生或改变的某种思想，是一种向大脑传递外界事物的工具，是意义的承载者。在话语体系中，概念无疑是一种“元话语”，处于体系的核心位置。安德鲁·海伍德说，“要形成关于政治世界的知识，不能只靠观察，还要开发和提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它的概念”。概念通过术语将现象或事实凝练表达出来，并成为实践中进行政治“思考、批评、辩论、解释和分析”的工具。一个新概念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的观念发生了重构，也带来了行为的重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标志之一是多个学术概念的知识生产，它不仅终结了中世纪的知识垄断，也引领了后期的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革命。“革命”“独立”“自由”“权利”等概念术语皆来自那段时期，它们指导了欧洲的政治实践，也支撑起此后400年全世界人文社科的知识体系。
根据卡尔·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观点，“社会进程对思想‘视野’存在本质渗透，每个时代有其全新的看法和特殊的观点，每个时代均以新的‘视角’看待同一的事物。”也就是说，不同历史时期的“日常语言”往往受影响于某一种核心概念，从而获得新的理解和解释。概念既是对世界认知的结果，又是获得新知识的依托。
从时间线来讲，概念的诞生、兴盛和死亡具有一定的过程，这构成了概念史的广阔画卷。概念史诞生于德国，在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体系中获得了重要位置，形成一种史学类型，被纳入了哲学史的范畴。早期涉足概念史的德国学者罗特哈克尔、耶格尔、屈恩、施米特、曼海姆等来自不同学科，但他们都注意到概念的变迁对各个学科的重大影响。概念史真正成熟的阶段应当是“布鲁纳—康策—科塞雷克”三人组合的出现，这三位具有创新意识的德国史学家编著了《历史基本概念》，书中对概念史进行了梳理，形成了对“概念政治”历史研究的雄心。在18世纪，大量新概念的诞生宣告着国际社会的格林尼治时间的到来—“民族国家”“主权”“公民”等；而一些旧概念则逐渐失去了光环而被边缘化，比如“贵族”“教廷”等。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威廉斯也从中受到了启发，他的著作《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扣住语言的社会与历史之维，关注关键词的“意义变异”，尽管他自称是“探询和质疑文化与社会词汇的记录”，实质上也是概念史的延续。
在中国也有学者关注概念的流变，比如方维规曾经关注西学在晚清的传播，并最早引入德国的概念史研究。金观涛、刘青峰也对“真理”“科学”“民主”“个人”“权利”“社会”“革命”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外来词汇进行了回望。此外，冯天瑜对“封建”一词的考察、黄兴涛对“中华民族”一词的考察等，这些对词源流变的考据，说明多个学者有意无意地介入了概念史研究。
概念的变迁往往是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进行的。一种强盛的文化自然会诞生富有吸引力的概念，它们也会随着话语的传播而开始跨区域迁徙。概念史研究中，也经常涉及概念地理的范畴，比如孙江主编的《亚洲概念史研究》，就将研究范畴锁定于亚洲，并提出与全球史进行对话。这体现出概念史研究中的“地理意识”。概念地理研究属于“文化地理学”的范畴，是一个充满前景的学术领域，它聚焦概念的空间之维，探讨不同文明之间是如何通过概念来进行对话与交流的。目前，概念地理研究已经累积丰富案例，具有极大可塑性和启发性。概念地理研究提供了一种另类视角，生产自某个文化圈层的全新概念有可能会对另一个文化圈层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概念也不尽然是单向流动，一些非西方概念也伴随着全球化走向西方世界。相比于概念史研究，概念地理研究目前并不系统，但是在国际传播、全球史、地缘政治学等领域，都能看到概念地理的“隐藏线索”。
国际传播学者第一要注意到传播与地理之间的关系。达雅·基山·屠苏指出，“传播一直是建立和维护远距离权力的关键”。伊尼斯指出，强大的古代帝国往往通过传播维护疆域，传播的过程就是一套理念体系发挥作用的过程。阿芒·马特拉通过对全球传播史前史的梳理，把殖民时期英法等国在交通工程、经济竞争、殖民扩张、语言传播、社会治理等各个节点纳入研究，发现了文化的地理政治学因素。以上研究都聚焦文化跨越空间的对话与传播，但很少具体到“概念”层面。中国学者吴雷与姜飞从概念史的角度切入“西方概念”，认为需要对西方概念祛魅，已经体现出概念地理的意识。
其次，全球史学者在分析全球殖民体系之际注意到了概念的迁徙。随着近代交通与通信技术的发展，西方的强势文化开始通过殖民体系向非西方世界传递，概念的弥散出现了地理属性。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注意到世界史中的地理因素，并且提出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下进行的，“世界史不是一条河流，而是几条河流”。赫顿·韦伯斯特在描述西班牙殖民美洲时指出，“传教士努力使印第安人信奉基督教并得到教化”。甚至连美洲土著人的称呼“印第安人”，也来自殖民者定义的概念。麦克尼尔用“世界网络”来形容概念的传播，“每一个帝国都形成了自己复杂交往体”，将美洲、非洲、亚洲等地区都纳入网络之中，而印刷机的普及成为“最有革命性的变革”。
一些国别史学者也注意到西方概念对该国历史的显著影响。俄国的彼得大帝改革被看作是一次典型的主动向西方学习的努力。彼得大帝化名“彼得·米哈伊洛夫下士”暗中出访荷兰等国家，回国后带来了西方的多个概念，比如“参政院”“市政厅”等，由此俄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改革拉开了序幕。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同样有大量相关联的内容，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的多次论战，比如“维新与旧制”“帝制与共和”“科学与玄学”的相关争论，本质上也是新旧概念之争。晚清时期，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大量源自西方的概念绕道日本进入中国知识界，更新了一部分晚清知识阶层的观念体系。晚清重臣张之洞这些新概念：“凡奏疏公牍有用新名词者，辄以笔抹之且书其上云：‘日本名词’。”后来经人提醒，张之洞发现“名词”两字也是外来概念，原来他自己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西方概念。如陈寅恪所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近代从西方而来的很多概念，在非西方世界都引起不同程度的回响。
再次，地缘政治学也关注到文化在帝国支配中的独特作用。比如费尔格里夫在《地理与世界霸权》中提到英国的“文化殖民”，即通过引入西方文化与制度来加强对殖民地的支配。爱德华·萨义德分析英国在殖民印度期间采取的教育制度时指出，“帝国主义又在文化中获得了一种协调一致，一套经验，还得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帝国主要作为具备极其重大文化内容的历史经验，其内容既庞大又繁杂”。最有争议的是来自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将世界划分为七至八个文化板块，并称未来世界的冲突是文化之间的较量。亨廷顿认定文明之间必定会存在冲突，这种悲观论调招致不少批评。乐观者认为，文明之间的差异不会导致地理政治学冲突，反而会促进相互交流、互相借鉴。可见，在以上学者的论述中，他们都关注到某一文化观念对世界的冲击，作为文化模因的概念与世界地理的关系也变得明确起来。
百年来的中国学术进程是一个特殊的概念时空。从时间维度上看，大量新概念忽然出现，令国人耳目一新，也产生了新一代知识分子，但由于这些概念在东方缺乏历史土壤，不少处于“嵌入”或“悬浮”状态，与中国国情存在一定的“时差”，要经历适应的过程。从空间维度上看，这些来自西方的新概念导致了近代学术史出现西学东渐的状态，大量学术舶来品来到中国，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传统的知识脉络和文化脉络。不同的概念促生了不同的知识体系，也导致了20世纪的“五四知识分子”与19世纪的“传统士大夫”之间的差异，形成了鲜明的知识代际。此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又启动了新一轮的“与国际接轨”。这一次关注的不单单是政治学概念，更包含了社会学、历史学、艺术学、法学、经济学乃至传播学等相关知识。这一次学术界的动态与全球化进程几乎同步，中国学人通过国际交流习得大量西方的后现代概念。在“与国际接轨”的时代呼声中，中国学者怀着巨大热情接纳西方最新学术概念，并普遍的使用在国内案例研究之中。在过去40年的学术追赶之中，中国也飞速地完成了学术“现代化”的进程，西方概念的大量涌入影响了我们今天的学术表达，甚至也改变了我们对客观事物的相关认知。中国所吸纳的西方学术概念固然蕴含了极高的人类智慧，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形成的“学术依赖”可以让我们反思。一些西方概念被我们奉为圭臬，被强行拉伸为解释中国现状的理论，结果出现了明显的“概念错配”。比如“性别理论”(sexismtheory)、“风险社会”(risksociety)、“中产阶级”(middleclass)等社会学理论来自西方国家的社会案例，未必能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现状。错误的逻辑起点往往会导致结论的“南辕北辙”，易引起了学术误用及公众误读。
在回顾中国学术史进程之际，国内学者多少都能意识到我国现有概念体系建构过程中受到西方概念的深刻影响。这些概念通过学术交流“旅行”来到中国，并经历“在地化”的过程，西方概念的跨文化传播在全球化时代密集出现，带来启示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话语风险。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在西方‘知识霸权’和‘文化殖民’的侵袭下，不加辨别地照搬西方理论范式、方法逻辑和话语体系，以‘西方的花草’嫁接到‘中国的木本’，对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的危害性会愈发放大”。与此同时，中国本土概念供应也存在不足，大量用词依然依赖西方概念，这是对外传播无词可用的核心原因。这对中国的国际传播的话语实践是重要启示，当我们极力讲述中国故事时，我们是不是依然落入西方的话语巢穴？我们是不是过分依赖西方概念？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中国概念来支撑话语体系？这些中国概念是否有足够的底气迎接西方概念的竞争？
因此，概念地理研究的学术进路也清晰可见：从“打造本土概念的自觉”为肇始，到“本土概念的全球旅行”为使命，再经历“概念的竞争与雄辩”，从而丰富我国国际传播的探索，实现中国本土概念的充分供给与中国故事的全球表达。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中国的国际传播必须展示出具有信服力的本土概念体系，才能真正把中国故事讲好。在国际局势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代，概念之争是国际思想竞争、话语竞争的重要战场。国际传播是一个很注重地理空间关系的学术领域，中国话语的全球传播也与当下西方主导的信息地理政治学相关。在这种挑战下，建构中国学术自主知识体系，以实现中国话语的概念供给成为当下的重要任务。
对西方概念的反思并不是否定，而是需要从更深处反思中国学术进程的学术自觉与文化自觉。如果作为“元话语”的中国概念始终阙如，那在表述时难免会“失语”。“中国自身的治理实践虽然得到了一定的研究和讨论，但所用概念中除了援引官方概念外，多沿用欧美学界的成型概念，相关的价值预设、内涵逻辑和分析框架导致对中国政治制度、政治经验和政治逻辑的某种‘他者化’。”在长期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非常容易被消解，而新的自主知识体系又常常未能建构起来，这进一步加剧了“无词可用”的困境。
在国际传播的实践中，这一问题尤其明显。胡正荣指出：“我们自身的国际传播大量借鉴外来概念与体系，建立在西方国际传播基础之上，由于外来理论的普遍性无法应对中国场景的特殊性，导致其对涌现出丰富多彩的国际传播实践的学术解释力和引领力不足。”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快速地发展期，现有的西方概念已经难以应对及解释当下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以及发展的经验。如何用中国的概念向世界解释中国？中国话语要进行全球表达，在适当使用西方学术概念的同时，也需要呼唤“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本土学术概念的登场，以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中国本土学术概念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来自广袤的历史时空与社会实践。换句话说，这些概念本来就已存在，只是等待被“学术化”“体系化”。
历史中曾出现过沉寂已久的古老概念突然被激活，重新获得丰富的内涵，从而成为时代的强音的情况。比如拉丁语“renaissance”原意为“再生、重生”，在欧洲中世纪末期突然被人文学界频繁提起，被赋予特定的文化含义，即“文艺复兴”。该概念在与中世纪教会势力的观念博弈中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难题的重要启示，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一些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在今日的时代变局中又再次被审视，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重要的学术资源。“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就要善于从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事实上，中国民间传统文化蕴含着独特的政治经验与政治智慧，人们通过研读依然可以获得一些值得审视的概念，在21世纪的今天仍能看到其时代价值。
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中屡屡提及的“义”就是一个中国特有的学术概念。孟子多次提到“义”的概念：“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他看来，义是要比生命更重要的概念，是大丈夫的道德尺度。对于个人修行，他提到：“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为了一个“义”字，可以“义无反顾”，是中国人道德化“超我”的体现，是中国人对正义理念的执着。从个体的修行延伸到国家治理，也离不开“义”的逻辑。另一个核心概念“王道”也来源于“义”的逻辑。“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王道”也是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中的一种政治智慧，是用仁政而非来治理国家的一种方式，即希望君王能够首先用“不忍人之心”去对待百姓。其价值的核心依然是“大义”，体现出中国“和合文化”的中心思想。将王道与霸道相区别，表达了对实力政治的排斥和否定，体现了一种超越国家之上、超越短期利益的维系道德的社会共同体稳定的深刻智慧，“意味着不是屈从于现实，而是试图超越现实，维系着实然与应然之间的批判性”。又比如民间传统文化的“天下”概念，也表达了一种中国式价值取向，它“已经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昊天之下的土地，而是伦理意义上包含仁政、王道等道德、政治内涵的文明共同体”。“天下”概念追求的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已经从单个国家跳跃到了整个国际社会，这一共同体的根基从国家之间不稳定的利益转移到了社会百姓间相对稳定的仁义道德之上。无论是“义”“王道”“天下”，以及其他诸如“民心”“民本”“仁政”等相关概念，在西方学术话语中找不到对应的概念。鉴于中国政治体和治国理政经验的历史延续性与相通性，回望并挖掘历史资源对中国政治学概念的再造显得尤为重要。
事实上，这些概念恰恰指出了西方学术体系中的盲点。当下包括巴以冲突在内的众多国际政治的危机，很多都来自西方价值观的实践挫折，是“概念失败”的危机。只有短短几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无法解决人类历史长河中的长远问题，但恰恰“天下”“王道”“义”等古老的中国概念，就带有破解当下政治困境中的智慧，蕴含着未来的启示。要解决国际传播中“无词可用”的问题，就应当深入民间传统文化，激活这些古老的中国概念，让它成为国际传播的核心内容。不少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在中国进行全球表达时，需要增强主体性意识，主动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并围绕这些概念组建相关内容，成为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部分。
要构建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离不开描述当代事实的概念建构。西方政治学难以回答“中国为什么能崛起”这一问题，说明尽管西方学术界曾经有丰富的概念供给，但面对规模宏大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他们也出现了“概念真空”或“概念短缺”。中国式现代化涌现出了许多西方从前未曾出现过的现象，一些术语展示出远胜于西方概念的解释力，比如“执政为民”“高质量发展”“奔向小康”“腾笼换鸟”“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和谐社会”等，这些有特定含义的词汇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种种细节。然而，很多术语都侧重事实和经验的记述，并没有形成严格而规范的学术概念。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知识生产方式“没有对概念的论证和论述，以及通过概念来进行的概括、分析、判断和推理，最终没有形成完整而严密的知识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新术语名词难登学术的殿堂，成为游走于学术体系之外的“散装概念”。这些散装概念被称为“概念孤儿”，有学者呼吁要为这些“个别的、零碎的、孤立的、互不关联的概念孤儿”寻找他们的“概念家族”。只有将这些“概念孤儿”置于研究对象内生的基本问题框架下，与基本问题研究的经典议题相关联，以基本问题和经典议题为纽带，才能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才能实现中国概念的有效供给。
这些所谓的“概念孤儿”虽然在西方概念体系中找不到对应坐标，但它们来自中国社会实践的巨大母体，只是未经学术加工和雕琢。马克思说过，“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来自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母体的种种术语，比如“共同富裕”“精准扶贫”等，带有鲜活的理论生命力，需要对其进行学术加工和雕琢，令其系统化，形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纽带。“实践出真知”，在中国这个“超大型社会”中实践的成功经验，也必定是中国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完成了“中国概念”的打造与砥砺。在中国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时，其实已经具备一整套鲜活的“中国概念”来描述我们今天的发展，我们需要将这些概念引入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为中国的对外传播提供足够的概念与话语资源。
在国际传播的探索之中，中国实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闻传播学作为实践性极强的应用型学科，它的源头是完全来自实践的，而学科的出路，即知识体系的出路也是完全面向实践的。”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注重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智慧。“应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获取启示，同时也要将理论拿到人民群众中的实践中去检验。”社会实践中的“活词”，就来自广大人民的实践，也落足于人民的福祉。比如“共同富裕”“精准扶贫”等概念，就体现了中国概念“人民至上”的深刻内涵，这在国际传播中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概念的迁徙意味着“概念地理”研究成为可能。西方概念在百年来“东渐”过程中，深刻影响到中国的方方面面，对中国式现代化有重要启示。但是，随着中国的发展与自主意识的觉醒，中国概念具备逆向传播的可能。爱德华·萨义德指出：“一个理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该理论就会开始一场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旅行’，而理论到达了新的环境后，会进入自我异化和求同存异的过程，最终在新环境中扎根成长。”“理论旅行预设理论主体回到人与万物互联的交往空间，不再有确定的知识，而是充满不确定性，但可以肯定的是，理论总是远离特定语境，朝向潜在的解读者。”萨义德的旅行理论大致经历四个主要阶段：第一，原始起点是孕育理论的温床；第二，各种外在压力促使理论跨越时间和空间距离，寻找到新的栖息地；第三，新环境接纳吸收或长途迁徙来的理论；第四，适应新的时空环境中激烈的生存竞争后，理论发生变异，融入新的环境。作为理论的核心话语的概念，是理论旅行的主要参与者。理论旅行在一定意义上也表现为概念旅行。中国故事的全球表达，即中国式概念的知识再造与全球旅行。
所谓可通约性，原本是一个几何学用语，指的是如果两个量可以合并计算，那么它们可以被用一个单位来衡量。在人文社科中，可通约性属于一种隐喻，是指在不同时空、不同文化语境中具有相似意义，可以从上下文推导出该词义的概念。库恩最早用这个词，但是讨论的却是“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库恩认为，相互竞争的范式在科学应解决的问题方面所共用的语汇、概念和实验等的意义方面都各不相同，因而无法相互进行完全的交流。进而，库恩推断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概念也难以通约。但是这一观点遭到外界的批评，晚年的库恩也有转变，认为概念也可以“可交流性、可比较性、可通约性”，开始探索共享的“词汇系统”。词汇系统应该是一个“概念图式”，或是一种“心智单元”，是跨文化沟通的“模因”。
更多学者则支持文化间的“通约性”是可能的，比如波普尔指出，“甚至完全不同的语言（像英语和霍皮语或中文）也不是不可转译，有许多霍皮人或中国人相当好地掌握了英语”。一些文化概念由于具有普遍性，因此具备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基础，比如仁爱、和平、合作、快乐、幸福等概念，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具有通约性。不过，按照萨义德的说法，理论有可能会被新环境接纳，也可能被排斥。不同的概念在不同地方会有不同的遭遇，有一些概念在异地能落地生根，获得当地学术界乃至社会的拥戴；也有一些概念在异地难以立足，从而被遗忘、忽视；也有一些概念与当地文化结合，产生新的意义。这与概念所抵达的文化圈层相关，比如后者是否具有开放包容的环境。在概念的时间维度中，概念在历史的长河中忽生忽灭；而在概念的空间维度中，概念同样在不同地域面临着不同的遭遇。一个概念的可通约性越高，它越能适用于不同的文化圈层，它被接纳的可能性就越大。概念即使能在新环境中扎根，也不可避免地进行“在地化”的过程，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拉伸。概念所抵达的文化圈层有可能根据自身本土实践重新塑造概念。
在国际传播的视野中，概念的全球旅行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通约性。若不可通约，就失去了传播的基础条件。不少中国概念具有较强的通约性。中国古代哲学概念关注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关系，涉及深层次的学术感悟与政治理念，具有较强的传播力与阐释力。比如中国古代的“仁”的概念，体现了执政者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文明，从而发展出一整套体系，包括“仁爱之心”“仁德之行”“仁政之施”“仁智之学”等，囊括了个人心境与修行、国家政策与治学理念。长期以来，“仁”的概念也吸引了大量向往中华文明的中亚国家，以及东南亚、东亚国家。在今天，中国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是“14亿人民的现代化”，在经济领域和民生领域都取得重要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些重要政治概念，比如“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精准扶贫”“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全过程人民民主”等，这些“词汇系统”在金砖国家峰会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引起广大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的广泛兴趣。有第三世界的学者指出：“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员认为，中国走现代化道路，特别是其指导方针，正激励着其他国家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并鼓舞世界寻求更加光明的未来。”这些带有中国特色的词汇系统被提炼为一种具有普适性、通约性的学术概念，从而开始“出海”的历程。
事实上，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些中国概念早已踏上“出海”之路。比如贵州榕江的“村超”比赛，这个略带戏谑性的称谓已经引起了国外球迷与球星的关注。一方面，“村超”的快乐、祥和与包容，体现了一种“众乐”的民族风情嘉年华；另一方面，作为远离城市的边远山区，“村超”代表一种乡村振兴的可能性。快乐叙事与发展叙事的结合，令“村超”概念获得了通约性。作为“人民足球”的一种实践，“村超”走出了与以西方“资本足球”不同的道路。“村超”这种中国概念既欢乐又和谐同时也“去资本化”，代表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体育概念。
当中国概念实现全球远征之时，也会遭遇西方媒体的围堵。当下国际传播场域呈现出“西强东弱”的状态，以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为元话语的西方话语体系依然在国际舆论场中占据强势主导地位。西方话语的统治地位往往与西方国家的霸权建构相关，因此中国概念的到来被认为会“削弱西方国家的话语权”。“中国只要不完全接受西方基于自身历史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就一定会在西方构建的叙事体系中被建构成古老的、神秘的、东方主义的‘他者’。”
面对中国概念，西方学界往往会从自己的角度来进行解读，甚至会进行不怀好意的打压与矮化。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提出“一国两制”概念就遭到了国际上的质疑之声，西方媒体或政界均对这个概念进行反驳，认为是不可能实施的。同样，2013年“一带一路”概念在全球推广之时，也遭到了西方媒体的质疑。有英美主流报刊怀疑我国在宣传“一带一路”时提到的“互惠性”和“共享性”，甚至称其为“钻营”“掠夺”，“中国为了一己利益或怀有其他目的”。西方话语霸权的触角在近年来已经不只是停留在“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等传统政治概念方面，还先后炮制出“中国搭便车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新殖民主义论”“债务陷阱论”“中国（能源／环境）”“疫情问责论”等新议题，这种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延伸到经济、社会、生态、能源、健康、网络等各个领域。经历了多年的发展，西方的学术话语已经拥有了一批高傲的“阐释共同体”（包括媒体、学界、政客、文化工业），他们成为西方概念的使用者和守护者，帮助西方话语成为无法包容“他者”的话语霸权。有学者担忧，若不能跳出西方“冷战”思维布下的词汇陷阱，“在国际舆论交锋中将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国际形象将难以避免被污名化”。可见，中国式概念要走向世界，必须面临激烈的全球竞争。
中国概念的出海，需要一个与西方概念进行辩论的过程。面对已经高度体系化、处于霸权地位的西方话语体系及其“阐述共同体”，中国概念需要找到话语突破口。尽管西方话语体系主导世界已经有数百年，但它本质上依然存在很多漏洞与破绽，新自由主义没有办法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公平正义以及社会秩序问题，自2015年开始出现的“逆全球化”，其本质正是西方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受到质疑并慢慢退潮的时刻。西方国家自身也陷入社会割裂、种族冲突的价值观迷思之中，这导致了其国内底层民众日益高涨的呼声，比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的“黄马甲运动”等，都折射了西方社会中的底层人民（即“西方国家中的南方”）对新自由主义的强烈不满。那些曾经被奉为圭臬的西方概念，在西方价值观的节节败退中不断祛魅，其话语垄断力也大打折扣。西方概念祛魅，恰恰就是中国概念扬帆出海的时机。中国可以通过中国概念为世界提供一套替代性叙事，发展一种不同于西方道路的“中国方案”。中国概念可以为中国的全球表述提供有力的供给保障，确保“有词可用”“名正言顺”。中国的国际传播探索，不仅要护送中国概念出海，我们的传媒机构还需要迎接西方的挑战。
中国概念的全球旅行，目的地不仅仅是西方国家，还有广阔的南方国家。全球南方拥有世界上70%以上的人口，而且逐步成为最有活力、最充满想象空间的地区。相比于西方，南方国家更加欢迎中国概念的到来。在近代，南方国家一直饱受西方国家的殖民与掠夺，对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近代以来，南方话语一直在与西方话语进行着话语竞赛，以政治左翼的立场进行大量抨击西方的话语生产。最著名的概念是来自多斯桑托斯与普雷维什等人的“依附性发展”，以及萨义德与霍米·巴巴等人的“后殖民”等。1994年以墨西哥印第安人为主体的萨帕塔运动进一步推进了概念生产，才华横溢的马科斯打造了一系列抨击新自由主义的带有隐喻的文学性词汇如“温柔而狂怒的影子”“枣红马”“邦尼兔”“九头蛇”“海螺”“小玉米人”“超级政府”等，形成一场话语与符号主导的后现代革命。这些概念在全球传播的过程中，犀利地指向西方话语的弱点，并对西方话语体系产生打击。在反对西方国际传播的话语霸权上，很多南方国家的学者都体现出强大的文化自觉性与概念意识。
中国概念的出海，也需要获得南方国家的支持，并建立“话语联盟”。近年来，中国中央电视台与非洲、拉美地区的多个国家的媒体进行合作，共同制作专题片，将中国概念带向全球南方。比如在2022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与阿根廷英特格拉文化传媒集团联合拍摄的现实题材人文纪录片《跨越》在两国媒体首发，全面展现中阿两国在科技、经贸、文化等所有的领域的交流互动，深刻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精神。中国虽然位处东方，但由于其被殖民被侵略的历史，也属于“全球南方”。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我们坚持携手共进，做‘全球南方’的坚定成员”。中国话语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与南方话语相似，能够说是使用着相似的反帝反殖民的“元话语”。因此，中国概念的“南方之行”，应该是一次合作之旅、共识之旅。作为经济成就举世瞩目的金砖国家，中国的经验获得了同是发展中国家的南方国家的广泛兴趣，后者对中国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深以为然。中国概念可以与南方概念实现概念互动，形成更多倡导包容、和平、共享的“元话语”。
中国概念可以丰富话语联盟的内涵，话语联盟又可以反过来增强中国概念的阐释力与影响力，让其更有底气面对西方概念的竞争。中国能更加进一步加强与全球南方媒体的联动，依仗中国与全球南方的概念生产，共同组建东方一南方的“阐释共同体”，激活学者、智库、文化产业的能动性，助力于与西方概念的话语雄辩与竞争。
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概念则是编织意义之网的重要节点。对于中国在国际传播中所面临“无词可用”的问题，应当从源头——也就是概念的搭建过程——寻找破题的对策。对具体人文社科学术概念的回访，可为中国国际传播探索提供不同的思考角度：在过去百年来的概念体系的搭建中，我们“丢失”了不少中国的传统词汇，也“忽视”了来自社会实践的鲜活术语，导致今天不得不过分依赖西方概念的处境。这促进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升级，重整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以源源不断的概念供给确保“名正言顺”。中国学界不应停留在对西方概念的简单阐释和套用，而是挖掘在中国历史中、社会实践中被忽视的本土概念。中国学界需要重构自身的概念体系，逐步摆脱对西方概念的依赖，实现学术概念的“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
从概念地理的方面出发，中国在摆脱对西方概念的依赖之后，中国概念也需要走向世界，成为国际传播探索的核心力量。中国概念要全球表达，就一定要具有可通约性，拥有出海的潜力，验证自己有能力为世界提供“替代性方案”，告诉世界“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当然，中国概念也需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助力，共同建立“话语同盟”。当中国掌握了用中国话语自我表述之际，也就是中国概念扬帆出海的时刻。一个概念背后就是一整套话语体系，具备无可比拟的话语张力及对旧秩序的消解。当中国概念广为世界接受之际，中国故事的全球表达必将会实现。
